在传统社会，权利义务关系是很不公平的，比如，丈夫有权休妻，但是妻子无权休夫。父母控告子女不孝，不需要理由，也不需要举证，父母的身份，就是最权威的证据，只看名分，不分是非，子女没有申辩的权利。
“刑不上大夫”，八类权贵人物，犯罪以后，“大罪必议，小罪必赦”，享受特殊优待。
农民起义经常喊出“均贫富”的口号，“均”的主要是财产，而不是要求权利的平等。
传统观念认为，权力义务关系，是由圣人制定的，后代人只有遵循和服从的义务，不能质疑，不能更改。改朝换代，虽然推翻了原有的政权，但是，权力义务关系却基本依旧。上等人依然是上等人，下等人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传统社会的井然有序，是以牺牲多数人的权利为代价的，这个代价是极其惨重的，整个民族的气质，慢慢的趋于奴化，缺乏平等的意识。
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根基，影响最大的是“父为子纲”。“君为臣纲”“夫为妻纲”，都是从“父为子纲”推演出来的。
皇帝为什么以君父自居？实际上就是“父为子纲”的扩大解释，君臣可能易位，但父子关系是无法改变的，父永远是父，子永远是子。
百官也自称“父母官”，君臣、官民关系，与父子关系纠缠在一起，被称之为“移孝作忠”，使得忠君伦理，不但获得了宗法神权的保证，也获得了一种天然的合法性。
用稳固的、天然的父子关系模型，套用到君臣关系上，目的是为了强化君权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稳定性。
皇帝昏庸暴虐，人民有权揭竿而起、推翻暴政，但是，父亲如果昏庸暴虐，儿女怎么办？能揭竿而起、推翻父亲吗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孔子倡导的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”，不是单向的义务，只要君主违反了他的义务，臣就有不效忠于君的权利。孔子从来没有要求臣下无条件忠君的思想，忠君是有条件的。国君先得像国君的样子，然后才有资格要求臣子尽臣子的本分。
孔子的道德要求，主要是针对强者和在上位者的，上位者要先尽义务，要带头尽义务，下位者才需要尽义务。如果关系失序，首先应该追究的，是上位者的责任，上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，这才是真正的孔子思想。可惜的是，后世没有学到精华，片面强调“臣事君以忠”，却对“君待臣以礼”轻描淡写。
最后使得上位者的义务，大多是道德义务，而下位者的义务，却基本上都是法律义务。臣对君的服从义务，就是法律义务，不履行这个义务，轻则坐牢，重则杀头。
君主的权位，最初是靠武力打出来的，但后代子孙，则是靠血缘关系继承。“家天下”的时代，需要为继位君主的权力来源寻找依据。
古代最高权力的转移，有四种方式：禅让、诛伐、篡夺、世袭。禅让只是理想，没有实际影响，反倒是诛伐、篡夺，常常以此作为遮羞布；诛伐是通过暴力手段夺取天下，一般只出现在大变动的时期；篡夺是通过阴谋手段夺取君位，历史上也不多见。
父子相传的世袭制是常态。秦汉以后，实行的是以皇帝制度为中心的帝国政治。官吏选拔，别管是前期的荐举，还是后期的科举，最重要的标准，都是看被考察者的操行是不是符合纲常的要求。
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，都以纲常作为立法之本，突出表现就是“引经决狱”，把儒家的经书，看得像法律条文一样，作为执法量刑的依据。
清朝的雍正皇帝，把忠君与否，上升到人禽之别的高度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大公无私、完美无缺的圣人，要求臣民“以君之好恶为好恶”。
清朝的皇帝多次强调“乾纲独断”的重要性，这是与儒家的民本政治背道而驰的。那些封建君主，何德何能，要求人们绝对效忠于他呢？
